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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化，已经上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。对此，各界达成的共识是，城镇化需要大力推进，但其重点应从“土地城镇化”转向“人的城镇化”，并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，实现集约、智能、绿色、低碳的发展目标——这就是新型城镇化。

　　新型城镇化的“新”，体现了与过去发展路径必须有所区别的决心，更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和中国的现实，我们有理由寄予美好的期待。同时，也应清醒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必然是高成本的城镇化。

　　分析城镇化的过程，土地等资源的供给、产业的聚集和发展、人口的膨胀和市民化是必然的三个方面，而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，其各自的成本在未来都将显著上升。

　　首先，土地等资源将加速告别低价。数据显示，我国内地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，而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，香港才37平方米。与日本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，我国GDP每增长1%，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。土地的低效使用广受诟病，而其根源正在于获取土地的成本太低。

　　目前，旨在提高补偿标准的征地制度改革推出在即，这将使农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城镇化的成果，并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，同时也推高城镇化成本。土地资源之外，水资源的使用也渐趋紧张，国家不仅划定了用水总量的红线，还上调了水资源费的收取标准；能源的品质也需要巨大的投入来进行升级，否则我们将难以摆脱十面“霾”伏……

　　全面的资源品价格改革已经箭在弦上，虽然涨价不是改革的目标，却是可以想见的结果。当然，这也与新型城镇化集约、绿色、低碳的理念相呼应。在这一背景之下，城镇化所必需的产业聚集发展的成本将大幅增加；此外，农民工工资持续大幅上涨也对产业壮大形成了很大压力。这极有可能拉低城镇化发展的速度。

　　最后，人口的市民化更需要巨大的投入。不少专家和机构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作过测算，包括各类社保投入、公共服务投入、住房保障投入等等，一个农民工融入城市，政府要花8万至10万元，若以这个数目乘以当前2.5亿左右的农民工，则政府投入将超过20万亿元。

　　以住房为例来说明这种投入的缺口显得更加直观。据有关部门调查，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，52%为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，47%为租住“城中村”、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区的农民住房，自购住房的比重不足1%。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不足3%。这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　　因此，在我们把新型城镇化当做一个机遇的同时，更应该把它视作一个挑战。这个挑战的核心就在于，如此高的成本谁来承担？

　　毫无疑问，所有人都将承担这个成本的一部分。当然收益也为每个人所共享：环境的改善、社会的融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。

　　而成本中的另一部分则需要特定的群体来承担。比如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将要支出更多，要花更多的钱填平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保鸿沟、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等等，这些开支可以是新增加的税收，也可以是在别的支出中减少的部分，不管怎样，总有部分群体要有所付出，而获取收益的是农民和农民工。

　　可以看到，高成本对应的是高收益，这正是新型城镇化这枚“硬币”的两面。这里之所以强调高成本的一面，是因为之前展现更多的是高收益的一面。我们甚至计算出，每个农民工变成市民之后可以对消费贡献多少、对GDP贡献多少、对结构调整贡献多少。然而，毕竟是先要有投入才会有收获。

　　问题最终还是回到高成本，这是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。我们在描画新型城镇化的美好前景，以激发人们前进的信心和决心之后，还要回到当下的现实，想一想如何解决真正的问题——使成本的分担能够尽可能地合理，并凝聚最大的共识快速地加以推进。

　　很大程度上这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实现。征地制度改革、资源品价格改革、户籍制度改革、收入分配改革、财税体制改革等等，将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。这对各级政府来说，都是不小的考验。